(18)随着新业态的发展，诸多风险逐渐衍生，并为国家与社会高度关注。

第一，中介机构借由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4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于没有违法所得的情形，价格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可以并处罚款，并未对具体的罚款设定予以明确。首先，585号令以价格法为直接且唯一的上位法依据，其对价格法中价格违法行为相关条款进行了一一细化规定。作者简介： 研究团队负责人为余凌云教授，团队成员包括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施立栋、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纳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赵丽君、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黄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郑琳、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晴、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张涛，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谢明睿、王正鑫、郑志行、郑晓军和硕士研究生王源、黄味等 内容提要：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缺陷，因此需要政府对价格进行干预。在价格行政处罚制度面临的传统价格违法行为需要修订、涉企收费的法制化约束应当逐渐深化、政府应当对新业态的发展作出回应以及传统价格违法行为的罚则应当实现科学化的背景下，《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修订恰逢其时。国家发改委价检司综合处：《2008年上半年价格违法案件统计分析报告》，载《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08年第10期。

(13)前引⑦，卞耀武主编书，第12页。(52)参见许传玺：《行政罚款的确定标准：寻求一种新的思路》，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22)郑贤君：《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兼议龙卫球教授所谓的民法典制定的宪法陷阱》，载《法学评论》，2016(1)：6。

(2)通过一般的原则性统合形成部门法的特殊原则。另一方面，我国民法的生成路径同域外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纵览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宪法并非一个反哺性角色，而是一个引领性角色，民法的立法方向极大地受到宪法修改方向的影响，在发展早期确实具有强烈填补与细化宪法的色彩。②未完全理论化是美国学者孙斯坦提出的一种对宪法形成和形式固定的说明，也就是说，在民主协商过程中，人们能够对某些抽象的原则达成共识，但无法对形成该原则的原因以及其具体的应用条件和理论达成共识。但是，不可忘记的是，随着宪法之根本法地位、最高法效力的制度性确认，前述曾经存在的事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宪治的角度来说，这应当是其所追求之多数决的安全阀与有限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宪法的统合存在宏观上原则性与微观上技术性的瑕疵，宪法与公法、社会法本应具有的良性互动在实践中却表现为部门法的单方面推进，作为实施源的宪法引领作用被削弱。

此类问题的解决无外乎两条路径：(1)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直接适用宪法中的相关条款审理该案。从理论上来讲，公法、私法均担负着践行宪法承诺的责任，但是，由于公法、私法各自的特点不甚相同，因此它们践行宪法承诺的方式迥然相异，宪法对二者产生涵摄影响之后型现出来的立法类型也就不甚相同，有必要对此进行类型化分析。③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195页，商务印书馆，2013。从直观层面来看，公法与私法之间的衔接似乎并不直接涉及宪法在部门法中的实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公法与私法之间的衔接对于确保法律体系的一体化发展非常重要。

这一点虽然同狭义的社会法具有同构性，但非狭义社会法的其他第三法域法并不必然承担通过倾斜保护以尽可能向群体提供均等机会的职能。(12)观点相对温和的民法学者则主张，民法可以在尊重宪法形式地位的前提下承担部分宪法的功能，担负一些根本、基础意义的责任，两者能够在实质上形成大致的均衡。协商在维持该共同体存续诸项基本原则的同时，通过立法对协议的未完全理论化部分进行具体条件、应用方式、解释路径上的展开，使宪法能够具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公正且形式稳固的具体实施模式。其变更应当通过修宪方式，在法律需要先行做出规定或部分地区需要先行试点时，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具有明确授权表示的规范性文件。

因此，在现代本土法治环境下，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频繁发生，秉持传统僵化的公私划分视角无甚必要。目前的学界研究中，产生载入宪法呼声的部门法原则集中于公法中，主要包含行政法中的行政公开原则、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这样一来，外在于民法典而存在的民事特别法就越来越多地承载了宪法的精神，当其数量逐步增多并日趋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时，民法自身的规范体系架构就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目前，宪法在部门法中的实施总体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宪法与民法的衔接通畅问题、公法与社会法场域诸部门法单方面推进对宪法统领效果的稀释问题、宪法对部分性质定位不清的法律的统合问题等。

就宪法的行政实施而言，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考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托既有规范展开的，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宪法的尊重实际上是通过行政公权组织对法律规范的遵循体现出来的，其性质属于间接的宪法实施。第二，对于特别重要的部门法原则，如有上升为宪法层面的必要，应当通过宪法文本予以确认。在权利主体方面，以社会弱势群体和需求国家帮助者为限。在此基础上，可比照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审慎地扩展宪法相对保留的领域，将立法限定于在宪法授权的基础上进行。(39) (3)宪法和部门公法在主次分明前提下互相发展的互动结构异化，部门公法在某些场合实质上完成了解释宪法甚至修改宪法的工作。(2)新兴的部门法类型化逻辑是否能够明确，如何接受宪法原则的引导。

在当前制度安排下，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是相对稳妥的路径。该类协商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就是代表机关的立法。

(二)宪法立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诚如前述，在我国，宪法的立法实施相较于行政实施、司法实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样一来，民法所追求的私法自治就在事实上蜕变成私人自治。

从宪法的角度来说，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效力是其对部门法进行价值统合的正当性依据和规范凭借，但是，宪法对部门法的价值统合必须建立在维持部门法自身逻辑自洽、体系完整的前提基础之上，否则，该种统合就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实际意义。(46)因此，笔者并不赞同简单地将经济法归入作为纯粹私法的民法或民商法，或者将环境法、教育法等归入作为纯粹公法的行政法这样的类型化方式。

该白皮书将我国社会法的范围界定为包含劳动关系保障、社会保障、特殊弱势群体保障在内的规范体系。若主张社会法是第三法域的总和，则须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三法域同公私法的关系需要明确。这种理论上的尴尬集中体现于新兴类型的法律之中。国内宪法学者除秉持公法说外，还有学者秉持宪法母法说、宪法根本法说。

(32)余少祥：《社会法法域定位的偏失与理性回归》，载《政法论坛》，2015(6)：30-31。例如，《宪法》第95条第三款将自治机关的组织、基本原则等事项排他地授权给法律，从而杜绝了更低位阶规范对其加以规定的可能性，属于一种纵向权力分配上的实施。

从内容上，列举不能做出限制的负面清单。(35)但在实践中，刑事司法解释存在广泛的变相行使立法权之情状，如扩大原有罪名的犯罪主体要素、增加行为模式要素，通过解释实质增设刑事罪名。

除了着眼于以宪法为中心的纵向辐射体系外，宪法立法实施内部结构混乱造成的横向衔接体系同样需要加以完善。与民法典相比，该类特别法与宪法之间在价值取向方面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而在社会法中，公权力机关的义务往往以敦促公权力机关履行相关职责、提供必要帮助等积极形式展现，它主要规定国家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积极介入和干预(33)，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宪法中人权保障理念在时代语境下的新一层意涵。从规范基础角度说，宪法自身的未完全理论化②特征，使宪法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的激活必须以立法机关为主导。第二，从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来看，司法实施和行政实施相对而言距离宪法核心更加遥远，欠缺立法实施特有的直接性与有效性，往往需要以立法作为沟通行政、司法机关同宪法之间联系的桥梁。(2)认为社会法是公法、私法交融的结果，它是原本相对分离的两方在碰撞交融中所形成重叠区域的统称。

如果经过上述筛查，认为某一部门法原则确有必要通过宪法条款进一步夯实稳固，应当及时通过修宪程序予以补强。其二，新兴领域法的规范体系缺乏较为成熟且独立的调控模式，往往需要依据大量转介条款来完善自身的体系结构，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庞大的领域迷宫。

但是，如果不加思辨地将部门法原则统统纳入宪法规范甚至宪法原则的范畴，将导致宪法的内容过于烦冗，事项失去其根本性。立法者主要的考量，在于规范对象——包含执行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人民——使用的方便。

⑤前述两种分析视角，笔者总体上倾向于采取第一种研究视角。(18)《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